神后窑与钧窑
| 当钧州窑、钧台窑的理论在竭力阐释钧瓷的渊源时，在钧瓷的故乡神后镇依然存神后窑之说和神钧窑之说，并且这两种解说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当今钧窑争论的焦点。 神后窑认为：神后古镇是钧窑发生、发展的圣地，钧台窑只是钧窑成熟后的产物，二者是统一的。 神后窑的立论依据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中国各个窑口发生发展的根本条件和共同特征，钧窑也不例外。 他们认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包括三个方面，即陶瓷原料、窑工艺人和生产技术。丰富的陶瓷原料是制瓷的基础，窑工艺人熟练的技艺是制瓷的保证，进步的生产技术是制瓷的可能。这三方面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的封建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五大名瓷八大窑系的发展史实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作基础，神后窑认为，钧窑的发生发展一定是在神后，而不是禹州。 首先，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神后远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制陶事实，到唐宋时期有更多的实证。据七十年代考古发现的赵家 黑底曝斑的拍鼓，就和唐人南卓《羯鼓录》中所标明一种拍鼓十分近似。其附近大量的瓷片，据考证是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其次，神后镇的陶瓷原料十分丰富，素有“南山煤、西山釉，北山瓷土处处流”之说。即使现在千余家陶瓷厂大量生产，数十年来也不见其枯竭之象。有关专家估算，就目前的规模、神后的陶土至少可维持数生产超千年。其三，神后镇自秦汉有史见考，历数千年，其制瓷技术不断提高，也为烧制钧瓷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大量的优秀窑工艺人。环境造就成功没有长期的实践和难以计数的失败，是不可能拥有高超的技巧烧制出如此精美的钧瓷的。 这三个最基本的因素，对钧台窑而言，似乎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完整地发映。实质上，钧台地区也缺少这些必备条件。 悠久的历史优势、丰富的资源优势和高超的技术优势外，钧窑的兴起是一个渐化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钧窑的孕育、发生、发展、成熟等是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进化的，而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这一事实2001年在神后古窑遗址中得到证实。 即使肯定钧台窑的理论，也因南北两个钧台的历史佐证。（钧台有古钧台，在今城南三峰山附近；新钧台在域内北关附近，）似乎有点牵强。另外，即使放弃古今钧台之争，只从出土瓷片看，也因古 钧瓷片与钧台相距较远，（其间过渡有白底黑花瓷、汝青瓷、天目瓷等别类窑口瓷片）似乎也有定位不准之嫌。 从现存有翔实的钧窑事实看，神后古镇与禹州城之间的发生、发展、转换、继承关系可以证实，神后钧窑的成熟和盛名远播为禹州城内的钧窑的创建提供了前提，禹州城内钧窑是神后钧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场。并且，城内钧窑的兴起也离不了神后的支持，包括原材料、燃料和窑工艺人的支持。如清末的曹广权在神后设立钧兴公司之后，禹州城才有了候补道孙廷林城内的钧窑；民国时期，县政府礼聘卢光华，才有了钧窑生产；建国后的今天，城内的钧窑兴起，不过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而神后却早已大张旗鼓地恢复了四十余年，并且取得成功后，才有了城内的倡导。 鉴于此，龙山居士认为，北宋时期，神后钧窑发展成熟后，城内凭借着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而发展起来，并红极一时。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基本清楚了神后说与钧台说的渊源关系了。神后窑之说，肯定的是神后是钧窑发生、发展的母地，钧台窑是神后钧窑成熟的产物，因此，不否认钧台附近出现官办的钧窑的存在，不否认它的文化艺术成就，以及入主宫廷的可能。 神后窑之说强调了钧台窑和神后窑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还着重了钧台窑反过来帮助、促进神后钧窑的工艺和文化艺术性的提高。 神后窑理论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中国钧瓷艺术国际研讨会上得到了高度重视。著名钧瓷艺人张麦圈先生坚持： “神后镇境内大龙山（龙）凤翅山（凤）秉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所烧制的钧瓷胎质纯净、坚实细腻，叩如土罄、清脆悦耳；釉色浑厚透亮，乳光晶莹，五光十色，相映生辉，窑变景观绚丽多彩，浑然天成，极富诗情画意，堪为世间一绝”。（详见《中国钧瓷珍品集》） 一九九九年，钧瓷研究员、著名鉴赏家范文典先生，在其《钧瓷今昔》一文中讲道：“神后镇座落在禹州城西南的大刘山下。这里‘南山煤、西山釉、北山瓷土处处有’，在钧瓷生产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宋徽宗赵佶执政年间，这里的钧瓷就已形成了风格，呈现了钧瓷生产的黄金时代。” 著名古陶瓷专家李国祯先生也慨然题诗：“钧瓷始于唐，宋代盛名扬，光彩照环宇，神后是故乡。” 总之，神后窑之说与钧台窑都是试图成功解说钧窑，但在立论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前者着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后者强调当代考古成就；前者立足钧窑的一般规律，而后者更重视权威专家的论断，从而形成相对立的两种假说。当人们还在关注二者的纷争时，润雅斋的龙山逸人却提出了神钧窑的新理论。相信随着钧瓷理论界的不断争鸣，其文化研究也将会不断得以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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